和很多自费来德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一样，我和先生也面临着经济上的困境。当时刚刚国内大学毕业的我们毫无积蓄可言，再加上办出国的仲介收取我们每人五万元人民币的仲介费。先生的父母是农民，把他送出国除耗尽老两口前半生的积蓄外，还背了一大笔债，这也成了我们出国后沉重的包袱。我的家境虽然好一点，但靠工资吃饭的父母积蓄也不多，多亏出国多年的姐姐资助，才圆了我们“洋插队”的宿愿，国外的生活开支只有靠我们自己假期打零工维持。
（一）中餐馆打工
踏上德国国土，安顿好起居生活，我们便到处打听哪儿可打零工，因为语言不好，中餐馆便成了我们的首选物件。机会终于来了，听说耶诞节期间中餐馆缺人手，可能会雇佣学生帮忙，刚到德国才两个月的我们便迫不及待的给附近的中餐馆打电话，很快我们就联系到一家中餐馆，电话约定报酬为每人每天70马克，会让我们干两周，怀着喜悦和忐忑不安的心情，我们踏上了打工路。
之前我们对中餐馆老板的的压榨早有耳闻，这次果真亲身经历了一把。我被安排在水吧倒酒水，忙时则帮着递送饭菜，先生则在厨房洗刷和打杂。
第一天早餐我们每人得到一个面包果腹，接着从十一点工作到下午三点，中午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本以为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歇一歇，吃过午饭，老板娘先让我们将所有的窗户和悬挂在窗户上的灯笼擦洗一遍，我们领了这额外的赏识后，又得到另一份“美差”－－将餐馆所有的凳子擦洗一遍。就这样，午休的美好愿望被无止境的体力劳动所取代，拖着疲惫的身躯，我们又开始了下午和晚上的工作，直到凌晨一点才被允许下班。
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我们发现早餐被取消，“饥饿奏鸣曲”和干不完的工作陪伴了我们整个上午和中午。以后几天里，我们在老板娘的冷漠面孔和无休止的忙碌中度过。
度日如年的日子终于熬过七天，中餐馆的生意也渐趋平淡，这天，老板夫妇将先生叫去，决定将我们打发走。按原商定的价格，我们总共可得980马克，可老板夫妇只愿支付300马克，先生对他们的欺骗行为大为光火，据理力争，苦于我们只有口头承诺，没有书面协定。最后老板摆出一副施“仁政”的架势，决定再添50马克，给我们作盘缠。
就这样，第一次短暂的打工划上了句号。我们下定决心，再也不去中餐馆做工。自此，第一次走在国外的街道上看到中餐馆时的那种喜悦和亲切感荡然无存！在我们亲身实践了同胞门的善意告诫“中餐馆老板会炸干你们的最后一滴血”后，开始选择了另一种打工途径－－在德国老板手下干活。
（二） 通过仲介找工
转眼间到德国已有九个月多了，为了减轻先生父母的负担，我们每月从帐户转出一笔钱寄回国，这样我们自己就所剩无几，又加之我们很快面临延签，为了解决帐面危机，德语中级考试结束后，7月份，先生和我又忙赶往南方城市斯图加特，再次寻找打工机会。在青年旅馆，我们遇到一位甘肃人和一位陕西人。在陌生的斯图加特，为了提高生存机会，我们决定结伴而行，一起找房和找工。
找房难
首先，找房对我们来说是一大难题，因为房东一般只愿接受长期住户，而我们只能短租，还准备赶在九月份DSH考试（德语大学入学考试）前回校。每天早出晚归多方寻觅，毫无下落，就在我们快泄气时，朋友建议我们去试一试住房仲介。抱着渺茫的希望，我们决定再去撞撞大运。正好有一女士想将自己的一套住房租出去，除去房租，仲介公司还要加收300马克的佣金，虽然很贵，但我们别无选择。这样，在青年旅馆滞留了一个多星期后，我们四人有了一个暂时安身的小窝。
艰苦的日子
找工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每天上午去劳动局报到，每天下午拖着疲惫的身躯和失落的心情而归，每天堆积著一张张的车票和旅馆住宿发票，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尽头！最后，我们的帐户只差几百马克就到3200的不动底线了。愁！因为假期大量外地学生涌入这个南方工业城市，劳动局工情不乐观，我们决定再次通过仲介公司找工。
德国南部富有的工业城市斯图加特，每年假期涌入大量外地学生寻求工作机会
先生在这时有幸看到一家建筑工地的招工广告，小时报酬为18马克，这也是他这段时间所看到的最高工价了。陕西的小周也一直没找到工，想凭著同一张Service- Karte一起去看看,最后两人同时拿下了这份工。现在只剩我这个无业游民了，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辗转，我也得到了一份工，在Leitz（一家文具厂）搬文件夹。
先生在建筑工地干活，辛苦自不必说，好在他是农村长大的孩子，从小学会了吃苦，不会成天把“累”字挂在嘴上。我虽自认身高体健，但也经不住一天搬一万个文件夹的折腾。
第一个星期，每天干完活回到家，如一滩烂泥瘫在床上，再也不想起来，手指关节经过7个多小时的劳作，似乎再也伸不直似的，天天晚上临睡前希望闹钟的铃声永远不要响。好在先生体贴，下班后先做好饭再去车站接我，周末还想办法拉我去附近公园放松。
第二个星期下来，我真有种到了极限的感觉，身心极度疲惫，脚上还挂了彩（两脚大拇指被掉下来的一堆档夹砸伤）。当我去仲介诉说时，不但没得到同情，对方还一再推卸责任，而我则必须带着伤痛继续干活。
在Leitz的工作持续了4周，这时仲介通知我下周将转入另一公司继续干。我的新工作是给一家超市的货架上货，每天只工作半天。我无法容忍仲介的不负责任，更不可能将自己短暂的假期耗费在半天的工作上，因此我提出解除合同，仲介老板大怒，于是我们争执起来，我终究没有接受这份新派给我的活，事后仲介老板从我的工资中扣走了200马克。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次打工经历，比中餐馆稍好一点。有幸的是我们和老实憨厚的小周自此成为好友，当小周了解到我们对延签的担忧后，主动提出借钱给我们，以解燃眉之急。
德国南部富有的工业城市斯图加特，每年假期涌入大量外地学生寻求工作机会
（三） 直接和工厂联系
有了几次打工经历，我们决定直接和工厂联系，万不得已时才接受仲介的工作。在我们离开斯图加特前，小周幸运的得到一份砖瓦制造厂的活，小时工资22马克，算上加班费每月约有5000马克进帐－－很丰厚的一笔收入！他很慷慨的将联系地址告诉先生，来年夏天他们便一同进了这家砖瓦厂，约定干三个月。第二年我也在劳动局找到了一份出版社的工作－－在书库中将顾客订单中需要的书找齐，相比之下我们的工作轻松了，收入却在增加。
真诚、善良、忍让，路越走越宽
在新的工作环境中，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先生工作的砖瓦厂实行早晚两班倒。制作瓦片的模子按理说应该在下班前冲刷干净，以便交接班后下一批工人正常开展工作，更有利于范本的保护。但通常经过一天的劳顿，人们已筋疲力尽，不愿再去搬那些几十公斤一个的生铁块子，这样一来，成堆的模子就这样堆积著，“迎接”著下一批工人。轮到先生当班时，他主动在下班前将一个个范本用高压水枪冲洗干净。第二天再上班时，看到工作台上摆着这样一张字条：“你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非常感谢！”。从此以后，工人们自觉在下班前冲洗范本，彻底改变了以前的局面。
我一向认真，工作尽职尽责。在新的工作环境，工头派给我的活，我都想办法以省时省力的方式干好。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工头对我非常满意，甚至让老工人学习我的工作技巧，对我的称呼也变得非常客气。他很理解学生的假期有限，便有意给我安排加班机会，除周六的加班外，平时也尽量让我多干。其他学生想加班，必须在厂方统一安排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而我可以自己决定加班时间，因为他认定我不会偷懒。逐渐的，我发现其他老工人对我好象有看法，甚至产生抵触情绪，小组工作时不愿配合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我觉得对抗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相互间建立真诚理解和尊重才是关键。一次，工头让我和一名老工人一起完成几百份客户订单，起初她流露出不愿和我合作的意思，我没有在意她的态度，把精力专著于工作上，主动挑起重活，将包装好的重箱搬运到旁边的小车上，对她提出的意见我也虚心接受并加以改进。渐渐的，她对我热情起来，并开始夸奖我。这样，工作中的矛盾被一个个解开，同事间的关系又融洽起来。
2001年砖瓦厂由于经济原因裁去一个班，同时也减招学生工。经我介绍，先生也获得了出版社的假期工，在一包装部门干活。工头是一名约50多岁的德国女人，嗓门特大，动辄发火，而且脏话不离口，对手下员工的要求近乎苛刻。对于她安排的工作，先生总是尽职尽责的完成；对于她的误解和咆哮，先生总是平静的听着，并始终微笑着平静的解释，对她保持一种宽容和忍让。
实际上，我们一直很同情她，因为一次工伤造成的背部重创，导致了她70%的残废，这可能是她坏脾气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她的孝顺是显然的，每个星期一她都去探望独居的母亲，给她带去自己做的饭菜，蛋糕或其他小点心，直到母亲去世。当我们干完假期工，准备返校时，她特地过来向我们道别，拉着我们的手，眼中充盈著泪水，话语哽噎，恳切的希望我们下次再来。
在今天，崇尚金钱和追求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似乎成为一种时尚。这时，在异国他乡，再一次感到，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善良、忍让，是多么的珍贵！
无“失业”之忧
我和先生虽有不同的工头，但实属同一大部门。在我们工作的最后一天，部门主管特地过来打招呼，让我们下班前去他的办公室坐坐。他对我们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并要求我们不要再客气的称他为“您”，而应以朋友的礼节称为“你”。他递上两张早已准备好的名片并告诉我们，以后再想来工作只用给他写一封电子邮件，最后与我们拥抱道别。自此，我们省去了找工的麻烦，工厂人事部门总会在放假前主动打电话询问我们是否有空来帮忙。
不随波逐流
随着每年假期越来越多的学生流往南方大城市找工，住房成为一个日趋突出的问题。在斯图加特，原价200多欧元的十几平米的学生宿舍，由于中国学生的蓄意高抬房价，突飞猛涨至400~500欧，房主从中渔利价差，听说对于在Bosch打工的外地学生，房主还会额外收取一定的费用。相对于德国学生的坚持原则，中国学生的这种鱼肉同胞的作法，越发让人不寒而栗。
我和先生所租的住房也于9月底到期，而我们的工作还得继续一个月，大学广告栏里找房告示随处可见，高抬房价的告示也在其中热闹的点缀著，偶尔见到一两张以平价出租房间的广告，也早已过期。我们断断续续找寻了半个月，毫无结果。转眼到了月底，下班后我们再次来到大学，如果今天找不到房，明天我们只有流落街头。我泄气了，对先生说：“我们妥协吧，看看高价房！” 先生摇了摇头：“我宁可睡火车站，也不会去助长这种恶劣的风气。房价是怎么抬起来的？就是因为有像你这样的人去助长它，否则，一个巴掌怎么拍得响?！当我们抱怨别人时，有没有想到自己的推波助澜！”
就在我们准备空手而归时，在地铁口碰到一位因租不出房而犯愁的中国人。原来他和另一同胞计画好合租两室一厅，等他将房子租下，这位同胞却又另辟奚径，私自收回承诺。在感叹人世险恶的同时，他不得不独自面对经济问题。这样，我们租下了一室一厅，落得个皆大欢喜。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时至今日，先生和我早已毕业，先生也已就职一家大公司任机械设计工程师，每年侯鸟一般的打工生活也已成为过去。回首往事，在那些极度艰难的日子里，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是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引领着我们，克服了生活中的一个个困境。他象茫茫大海中的灯塔，归正着我们这艘不经风浪的小船，将我们带往希望的彼岸！
——转载自《新三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