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部传世之作
《证词》这本书就放在案头，我常常翻阅。很多段落是读过的，但再读之下仍然被感动；很多章节是熟悉的，但再读之下仍然会有一些新发现，一些先前未曾注意的情节或深刻的议论。作者具有一种罕见的才能，他能把别人不曾注意到的、或者是虽然注意到了、但却不会写在笔 下的一些现象和感受，准确地表达出来；尽管其中某些现象和感受，恐怕作者自己也未必充分把握其意义，但是凭着敏锐的直觉，他把它们忠实地记录下来，这就使得他的这部作品包容了远比一般同类作品更为丰富的内涵，并启发读者做更深一步的阐发和引申。爱读书的人都知道，有些好书是需要一读再读的，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感受，新的领悟。这一来是因为好书的内容很丰富，你只读一次未必能完全领会。二来是因为阅读过程是一种互动的过程，阅读也是创造；好书能刺激你的联想，善于阅读者可以从一本好书中获得的东西，常常要比这本书本身提供的还更多，但也唯有一本好书才会有这种启发与刺激的力量。《证词》就是这样的一本好书，我相信它必能流传后世。
二、我们时代的见证文学
1990年3月，中共国家安全部宣称在四川重庆破获了一起自“六四”以来全国最大的文化人反革命案件，其罪状是在六四之夜创作录制配乐诗歌朗诵磁带《屠杀》，以及创作拍摄诗歌电视艺术片《安魂》。首犯廖亦武被判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廖亦武的这部《证词》就是对这段监狱生活的描写。
廖亦武把这部书取名为《证词》，这表明了一种深刻的文学自觉.诚如纳粹集中营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所言：“如果说希腊人创造了悲剧，罗马人创造了书信体，而文艺复兴时期创造了十四行诗，那么，我们的时代则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见证文学.我们都曾身为目击证人，而我们觉得必须为未来作见证.”
1994年一个隆冬的夜晚，出狱不久的廖亦武拜访老右派、著名诗人流沙河。流沙河对他说：“我晓得我晓得，你再也写不出过去那种想像力发达的诗了！像你我这样受过命运重创的人，内心的刀痕至死也抹不平，那你就放弃诗人去做一个历史的证人吧。你的口舌笨，上苍却给了你一支比众人有天赋的笔，并且知道你不会撒谎.他让你坠入炼狱，让你目睹并忍受种种可怕的煎熬。那么多人同你一块蒙难，而只有你有机会爬出来并神志清醒地回忆、记录一切。有时候，经历绝望也是一种福份呀！你要老老实实地写，如果有一天，你的作品能够被当作证词或资料，存在档案馆里，借人们查阅，引证，就很不错了。作伪证者必遭天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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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证词》背后的故事
单单是《证词》一书的写作过程，也就值得写成一本书。廖亦武告诉我们，“本书前两卷初稿写于狱内。我在双层铁床的上铺卷缩了几百天，被子上覆满应付检查的花花绿绿的杂志、短文和家信。我鸡婆似地耸起双肩，在一页纸上尽可能多地写字（有一页纸上密密麻麻写了近万字——引者），心快要跳出来了，连标点也蹦蹦地搏动起来，我已辨认不了自己的笔迹，我越写越不像个文人，不知道将来的读书阶层能否容忍这样的作品。”由于手稿经常被狱卒抄走，作者不得不一边写作，一边把所写下的文字默记下来，抄走一次，重写一次，百折不挠地从头写起。出狱后，廖亦武仍然受到高度监控。廖亦武说：“面对一次次抄家，我只有把写过的东西尽可能地复制，多藏几个地方”。“这太正常了，”作者的一个同案犯对他说，“警察不搜你搜谁？”廖亦武自嘲道：“我成了专门为警察创作的文人。”“1995年10月10日，警察突然袭击成都的住所，搜缴了已近尾声的《证词》手稿，并宣布实行监视居住二十天，绝境之下，我只得重写此书，耗时达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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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廖亦武们，写作既是如此艰难又如此危险，那么，为什么还要写作？这样一种写作的意义何在？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捷克异议作家克里马（Ivan Klima）说：“经常有人问我正在写什么，但还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为什么写作。也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最基本的问题：文学对我意味着什么以及我对文学的理解是什么。”那些在自由社会中从事写作的人多半不会面临这样的问题；那些在专制社会中从事鸟笼写作的人可以回避这样的问题.但是，那些在专制暴政下坚持自由写作，并因此付出沉重代价，但依然不愿放弃的人，却不能不一再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知道，写作可以有多种意义或目的，例如赚稿费谋生，例如追求一种美学境界，等等。但是，唯有廖亦武们的写作才可能触及到写作这一人类行为的最深层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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