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聚集众多研究生，探讨国是，抨击时弊，憧憬民主。到1985年，在我身边，已经聚集起一大帮志同道合的好友，出自不同的科系。因为活跃，我被同学们推选为同济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会主席（当时的校园，还能选举）。
1985年秋冬季节，我决定在上海发起一次学潮，以纪念历史上的“一二九爱国运动”为名，呼唤民主变革。为了保密，准备工作仅在我和好友约10人之间悄悄进行。连续工作几个晚上，我们手书大批传单：“专制误国，民主兴邦”；“人人平等，自由万岁”；“自由，民主，平等”……一直写到双手发麻，难以伸展。
将传单塞进鼓胀的书包，我们分头骑单车到其他大学去散发。异校撒传单，是我发明的一种障眼法。人少事多，我一人承包了比邻的复旦大学。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独自踩着单车去复旦校园。秋冬交接的冷风直往衣领里灌。在复旦的草地上、教学楼的座位上、图书馆的桌面上……到处出现我散放的传单。但在返回同济的路上，却有一种孤独和惆怅的感觉挥之不去，在偌大而热闹的复旦校园，为什么？仅仅只有一个人，仅仅只有我，在从事这份冒险的事业！
忽有一份打字稿从外地传来：方励之教授在浙江大学的演讲。关于民主，方教授的论辩，新颖、大胆、前卫，通俗易懂而又鞭辟入里，读之大受鼓舞。
我和好友及时捕捉时机，决定以墙报和传阅方式，大力推广方励之言论，结果，不仅传遍同济大学，还传遍上海各大高校，更扩及外地。我们还以同济大学研究生会名义，编辑一本《方励之姚蜀平演讲集》，印刷800本，到各大学传播。在这本演讲集的封底，我题写了八个字：欢迎传播，功德无量。方励之迅速闻名于全国，其中，我和好友的传播工作，无形间，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也是从1985年开始，我与方励之之间，开始有书信往来，我尊称他为“方老师”。
但我们这群活跃份子，却因此引起了校方、以至国家安全部的注意。这种注意很快发展成便衣特务的跟踪与监视。有一晚，我的两位同学在校区张贴了《共和国需要这样的学者》（介绍方励之的报告文学），回到宿舍才不到二十分钟，管理学院的几名领导就突然敲门而入，神色凝重地告诫，不得再张贴。他们奉命前来，苦口婆心地对我们做“说服教育”工作，警告我们不要“闹事”。
上海当局获悉我们将在当年的12月9日发动学潮，急忙多方打压。时任市长的江泽民临时出“高招”：将“一二九”前后一周定为上海市“交通安全活动周”：全市进行交通大检查，街道集体活动一律禁止。
监控严，风声紧。我召集“学运筹委会”开会，冷静分析形势，超过半数人认为，当年发动学潮时机和条件尚不成熟。我于是提议：激流勇退。经过一番争论，多数人同意我的提议。计划中的八五上海学潮暂时搁浅。
上书胡耀邦与中宣部对话
虽暂停学运，但我提议，改而向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上“万言书”。“万言书”其实没有万言，五、六千字而已，由我彻夜撰成，另一位好友执笔抄下。大意是：没有政治改革，就没有经济改革；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便不可能深入；当代大学生，痛恨腐败，向往民主；学生运动可以帮助政府改进工作，并非“闹事”……
“政治体制改革”这六个字，在今日中国，随处可见，其涵义甚至被扭曲。但在1985年，这六个简单的中文字，尚从未在中国的媒体或书籍上出现过。上书胡耀邦，我成为最早提出这六个字的人之一。没有想到，当初由我这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子所提出的简单原理，民主ABC，时隔二十多年后，才从中共总理温家宝嘴里说出来（2011年，温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进行到底。”），竟被视为中共领导层的“进步”！
原准备大范围签名联署这份“万言书”，但不少人虽然赞同上书内容，却不敢签名。那仍然是一个恐惧因言获罪的年代，文革的大恐怖，让人们心有余悸。那时候，在中国，有人因上书中央领导、提出不同意见、随后遭到追查与迫害的例子，屡见不鲜。一位受我指定、负责到邮局寄信的研究生，甚至在寄出信件前的最后一分钟，将他的名字从“万言书”后抹去。于是，实际签名联署的，以我为首，只有十名研究生。
忐忑不安的等待，却是一个良好的结果。1986年初夏，中共中央宣传部（简称中宣部）派出两名官员，奉胡耀邦之命，来到同济大学，指名要与我们十位上书的研究生对话。对话中，我代表“万言书”签名人，向两位官员阐述政见：扩大民主，广采民意，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我讲得激情，两位官员听得认真，并做详细笔记。事后，我寻思：胡耀邦，一位难得的中共开明领导人。中国的政治改革，或许能从党内改革派开始？
（选自 香港开放出版社《不受欢迎的中国人》附录：我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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