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揭露这一黑幕，一则打击中共劳教机构，二则减轻犯人负担。平时，我被看得很紧，不仅有管教和犯人头盯着我，还有被管教安排、假装与我要好的犯人留意着我，我虚与周旋。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才有机会，拿出笔和纸，趴在通铺上，藉着窗外微弱的路灯光，一笔一划地写信。一有响动，立即装睡。断断续续地写，分好几个晚上才能写完一封信。
终于捕捉到一个机会。当一条运货船前来装运石头时，趁无人注意的瞬间，我把一封信和藏在身上的仅有的五十元钱（已经用橡皮筋裹成一个卷）迅速扔向一名船工，他若无其事地拣起那个卷，无所表情，但略微点头。装满石头后，货船鸣笛开走。我一颗紧张的心，才放松下来。
看似平常的这封信，抬头写给三个组织：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美国之音、亚洲人权观察。信中，除了我对劳教场景的描述，还附上几张原始商标，供国际社会查证，我们手制的人造花，是否出口到外国？按照我设计的路线，这封信，先寄到广州；再由收信的友人，带到香港；再由香港友人，辗转送达相关国际组织。
劳教期间，我能会见同父异母的大哥，他在广州工作，有时来探望我。那封信寄出已经几个月，外界仍无反应。从大哥口中，我得知，有关友人或国际组织不敢公布，怕劳教场报复，危及我的性命。我颇为生气，让大哥转告友人：“谁不公布，谁就是千古罪人！”
我忽然想起，在那封信的末尾，我曾写下最后一段：“我深知，这封信公开后，我可能受到更深重的迫害和更加严厉的限制，甚至可能牺牲生命。但我已别无选择！”
于是明白，为何外界如此顾忌和犹豫。我便对大哥说：“不必担心。我虽身居虎口，却安若泰山。”身居虎口，安若泰山。这八个字，是三国时，诸葛亮出使东吴时，对其主公刘备说的一句话。意思是，他能凭藉自己的智慧，在凶险的吴国机智周旋，全身而退。我在劳教场的处境逐渐变化，管教干部对我有所忌讳，众多犯人朋友对我构成无形拱卫，我已经有把握自保，而自感无虞。
信件终于公布。有人权组织在美国加州商场发现了我参与制作的那种人造花，完全相同的产品，英文商标和美金标价也完全一致。包括美国ABC电视台、美国之音等媒体，做了专题报导。总部设在美国的劳改基金会也发表了专项报告，题为“血染的人造花”（Blood Stained Flowers）。美国海关采取行动，查禁这类人造花。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交涉，提出这一奴工产品出口案。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中国政府哑口无言，因为，在此之前，北京矢口否认出口奴工产品。美国政府同时要求中国政府无条件释放被关押的我。
当后来，我到达美国，才知道，我是从监狱中直接向国际社会提交中国出口劳改劳教产品证据的第一人。我当年的信及随信附上的商标，如今陈列在华盛顿劳改纪念馆的橱窗里。
“你让我损失了两百万！”一名头衔是“中队长”的劳教场官员对我大声咆哮，他狠狠地瞪着我，一边咆哮，一边绕着我的身体转圈。我缄默着，料定他并不敢对我动粗。劳教场的人造花生意暂时倒闭。
中国政府备受国际压力，劳教场也不愿再继续容留我这么一个“麻烦制造者”，在这两重因素下，我被提前五个月释放。那是1995年3月，我重获自由。
（选自 香港开放出版社《不受欢迎的中国人》附录：我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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