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奉劝出国 踏上流亡之路
多次谈话间，广东公安官员的口气，还流露出一丝对我个人的善意，暗含的意思是：“走吧！你还是走吧，赶紧走吧！你又斗不过这个政府，何必白白地牺牲？”在广州，我曾从一些与政府相关的人士口中，听到这样一个说法：“八九那一年，广东政府之所以迟迟没有抓你，直到北京‘六四’屠城两个月后才抓你，就是暗示你逃亡。给你时间，你却不逃亡！”
这个说法，无法得到核实。实际上，天安门事件后，中共当局对付异见人士，主要就是两种手段：投入监狱，或者流放海外，定将异见人士与中国民众相隔绝。由此，中共独揽朝纲，死守既得利益。“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时至二十一世纪，北京统治者脑袋里，淤塞的，依旧是古代封建统治者的遗训。
我思量，在严密监控下，留在国内，一时也难有作为，不如暂且出走，放眼看世界。于是，通过国际人权组织的帮助，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我以访问学者身份，踏上流亡之路。1996年隆冬，我前往美国。途经香港时，想起肥胖港警那句侮辱性的话，不禁仰天长叹：我就像古代人物宋江或刘备一样，无数次落难、受辱，但也终有脱离苦海的一天。冷风中，挥别故国，禁不住潸然泪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拒绝我的香港，竟成为我流亡生涯中，唯一能造访的一小块中国土地，尽管，它很不像中国。
厚重的国门，在身后关上。漫长的流亡，从此开始。从国内到国外，体会新的“围城效应”：早先想出来，后来想回去。最初几年，思乡心切，思乡成疾，常常夜不能寐。睡梦中，竟多是童年场景：川北小镇，崇山峻岭，涨水季节咆哮翻浊的倒溪流。恰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从学生到校长 一个美国故事
定居纽约，起初，生存并不容易。好在我能吃苦，不停顿地打工，并不计工种的优劣贵贱。先后干过的活计，包括：到商店当推销员，在公司做数据输入，帮人割草，到旅游公司当导游……收入不高，生活拮据。总比在中国好，自由自在，不受监控与迫害。我常常这样安慰自己。
两年后，我决定进修电脑技术，期望学成后找一份稳定工作。那时，电脑行业正热门。我到一家华人开办的电脑培训学校报了名。这家学校，位于曼哈顿中心。学习期间，我发现，自己并不擅长电脑操作，学起来比别人更困难。而与此同时，我注意到，我就读的这家电脑学校，生意并不景气。我与这家学校的华人老板日渐熟悉，不经意地，我常给他们提建议，如何做广告，如何扩大招生，如何管理……
在中国，我学过管理，教过经济学，两次牢狱之间和之后的释放阶段，还曾担任外资企业经理、民营企业副总裁等职。这家电脑学校经营不善，让我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如果我们聘请你来做学校的总经理，你意下如何？”有一天，电脑学校的老板突然郑重其事地问我。我一时愣住了，毕竟，我是来学电脑，日后……但一想到自己在技术方面的笨拙，不禁转念一想：或许，自己更擅长经营管理？
何不试一试呢？经过几天的考虑，抱着这样的心情，我接受了这份聘请。上任后，我首先调整市场，从华人市场，转向美国人市场，大力招收母语为英语的美国本地学生；同时，增设课程种类，为学生提供更多选项；并帮助学生找工，适应就业市场。起早贪黑而又废寝忘食地干了一个月，竟让这家一直亏损的电脑学校，扭亏为盈，略有盈利。
之后，盈利水平逐月上升，或保持平稳。随着电脑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我的地位也相应发生变化。从领取固定工资的总经理，转为拥有管理股的校长，到后来，股东重组，我成为拥有实际股份的业主之一。2001年，纽约发生九一一恐怖攻击事件，学生不愿到曼哈顿上学，而转向其他区域，学校几乎关门。然而，凭着毅力和智力，我艰难支撑，最终渡过那段险路。九一一，只是众多危机之一。多年间，我引领学校，冷静应变，闯过一道又一道足以让学校倒闭的经营难关，化解一次又一次可能令学校关门的市场危机。
学校不断转型。课程从电脑领域扩大到会计、医疗账单等领域，再扩大到语言领域。生源从本地学生扩大到国际学生。最终，打造成一所位于曼哈顿中心的国际商业学校。而在校学生人数，从当初的十几人，演变为几十人、上百人，更演变为后来的数百人。除了扩大总部，还开设了一家分校。
我的经历，被周围人誉为一个成功故事。从学生到校长，这不过又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故事。在这片自由而伟大的土地上，充满挑战，也充满机遇。我毅然接受了挑战，也及时把握了机遇。幸运地，我实现并见证了人们常说的“美国梦”。
在我的成功里，除了以“笨鸟先飞”的姿态，吃苦耐劳，急智应变，还伴随一个不算秘密的小“秘密”：我总是观察美国人的长处及其行事规范，反思中国人的短处及其思维怪圈，不断调整、自我升华。我注意到，一些中国人在美国的失败，就在于，仍然用中国人那一套，到文明世界里瞎折腾。我以此为鉴，随时反光自照，努力挤出自己身上残留的中国人劣根性或共产党的狼基因，洗心革面，脱胎换骨。遵循文明世界的前门正道，摒弃中国人的歪门邪道。我把这当成是更高意义上的入乡随俗。
（选自 香港开放出版社《不受欢迎的中国人》附录：我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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