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动静最大，各校大学生迅速行动。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很快演变成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谴责政府腐败，呼吁民主自由。在广州，4月22日，是官方为胡耀邦开追悼会的日子，我和陈卫等学生骨干，亮相广州海珠广场，悼念胡耀邦，公开呼吁民主改革。广州八九民运，由此正式登场。
5月间达到高潮。每天游行人数，少则数千，多则十几万，有时达到数十万。珠江两岸，风云激荡；白云山下，旌旗招展。由广东省与香港民运界合作展示的一次大示威，称为“省港大游行”，那日，走上广州街头的游行人数达四十多万。游行队伍像潮水一般，淹没并席卷了广州的主要大街。行进在这样的洪流中，我欣慰地感叹：广州人并非商业动物，他们也渴望民主啊！
我的恋人，泓，原本仍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此时，全国罢课，她得以来到广州。久别重逢，浪漫的爱情融入激情的政治，那段时间，生活变得色彩缤纷，更富有意义。
一夜之间 挥写三十多份大字报
限于大学教师身份，我不便像从前在上海那样，到街上引领学生队伍。除了有时参加游行示威，我的主要工作，是书写各类宣言和“大字报”。由我起草的三大宣言，包括《告广州市民书》、《告广州党政干部书》、《告人民子弟兵书》，传播于广州街巷。
在中国各间大学，校中心矗立的，都是毛泽东雕像。只有中山大学，是唯一的例外，校园中心，是一尊孙中山铜像，只因这所大学，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在孙中山铜像一侧，有长长的墙报栏。平日，那里张贴的，都是“电影消息”、“舞会讯息”、“寻物启示”、“学校通知”之类。
随着学潮开始，这堵墙报，便成了民主运动的舆论阵地。密集张贴的大字报，层层叠叠，让这堵墙变得厚重起来。尤其学潮之初，往往在一夜之间，就有三十多份大字报涌现。人们所不知道的一个秘密是，这三十多份大字报，几乎出自我一人之笔，或由我口授，我身边的学生们用毛笔把它们抄写而成。笔迹各异，落款也五花八门：管理学院八五级学生，生物科学系八七级学生，中文系研究生、哲学系青年教师…… 给人的印象，似有很多人在书写和张贴大字报，由此营造出民主运动快速升温的热度。
我的单身宿舍，被称为“CPK文稿中心”（CPK，即我名字的拼音缩写）。我被推举为独立学生组织的名誉主席，因此，我的单身宿舍，又成为学生运动的“第二办公室”。从那里，各类宣言、演讲稿、大字报，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民主运动的前线、学生领袖手中、或校中心的墙报栏上。我的栖身之处，是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斗室，常常铺满了一地大字报，让来访者讶异得合不上嘴。当局后来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的罪名，对我逮捕、起诉、判刑，也由此而来。
北京枪响 最后的抗争
1989年6月4日深夜，我正要入睡，两名学生领袖，陈卫和于世文，急切地敲开了我的房门。他们面带悲戚地告诉我：北京发生了大屠杀，邓小平下令军队开枪，无数学生和市民被打死。那一瞬间，我的心脏仿佛被一颗子弹击中，周身失去知觉。片刻后，打开收音机，用短波收听香港电台的广播。大屠杀的消息得到证实，我潸然泪下。
在这之前，包括我在内，多数人都认为，当局不会开枪。因为，全国都是民主运动的海洋。投身民主运动的，不仅仅有大学生和知识分子，还有广大市民、工人，甚至包括中共体制内的学者、官员。运动高潮时，包括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的记者们、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们，都打出标语，上街游行，支持民主。
我连夜挥毫，赶写文告和大字报，让学生们抄录、张贴到校园中心。又是三十多份，包括《打倒反动政府》、《退党退团，紧急行动》、《谴责屠杀，埋葬独裁》，等等，号召师生们抗击暴政，并呼吁，凡曾加入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公开宣示退党退团，以示与执政党决裂。
悲愤满腔，泪如泉涌，文思也泉涌。我写下一首诗，也张贴到墙报上，题为《血啊，母亲身上的血！》，大致如下：
血啊，母亲身上的血！
是噩梦惊醒了母亲
还是母亲摇醒了午夜
呐喊，穿透远古的皇城
激越如风，凄厉似雨
血啊，母亲身上的血
枪声撕裂了天幕
坦克碾碎了黎明
儿子呼唤着自由
母亲呼唤着儿子
血啊，母亲身上的血
年迈五千岁的母亲
依然为夜色淌血
非为生命分娩
而为青春祭奠
血啊，母亲身上的血
泪飞如雨的母亲，可曾见
乱云间，儿子飞翔的灵魂
自由写在天上
自由不在人间
血啊，母亲身上的血
……
（选自 香港开放出版社《不受欢迎的中国人》附录：我的中国故事）
责任编辑：谢秀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