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体力、高强度、长时间的劳作，被强加在我身上，仿如额外的惩罚。白天在码头抬石头，晚上在劳教场内做人造花。在那里，犯人每天劳动时间超过十四小时，直至深更半夜。有时被强迫赶工，甚至熬通宵。犯人们完全沦为管教干部的赚钱工具。
在那里，我见识了另一种生理变化，与在监仓的情形相反。长时间烈日的暴晒，加之重体力苦役，皮肤变得黝黑而坚韧；如果身体遭受某种外力的打击或损伤，竟很容易复原。有一回，堆积的石头从斜坡上垮落下来，我来不及抽离的右腿被夹在石头之间，那一瞬间，心下掠过一个惊恐的念头：我这条腿算完了！然而，那条腿，只是淤青了几日，竟奇迹般地复原。
管教干部和他们指定的犯人头，组成监工，严密监视三百多名苦役犯的劳作。犯人头，被称为班长或组长，他们毫不掩饰地吹嘘，之所以能当上班长、组长，乃是因为，他们的家属给管教干部塞了钱、行了贿，摆平了关系，因而能获得那些自己不用劳作、却监督其他犯人劳作的差事，称为“顺差”。
在那个河水浑浊和烈日当空的码头，我见证了电影《斯巴达克斯》（Spartacus）的场面。虐待，暴力，恐怖，是那里的正常场景。出于任何原因，或者，没有任何原因，监工们都有虐待和殴打犯人的理由。不能完成超重的生产任务；劳动中想稍事停顿，喘息一下，或者，想喝一口水；稍有怨言，甚至，稍有不满或不服的辞色……犯人都会遭到殴打。
犯人头，加上管教干部，一涌而上，往往是，七、八个人合殴一名犯人，拳脚交加，或者棍棒交加，直到将这名犯人打得爬不起来，血迹班班。有时候，犯人昏迷过去，又被用冷水泼醒，再行毒打。
恶势力无处不在，犯人们敢怒而不敢言。我从内心恨透了这个无法无天的场所、这帮仗势欺人的恶霸。我寻思机会，要报复他们，让他们不得好过。
反抗恶势力 一战成威
由于我身份特殊，在管教和犯人眼里，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我虽从未完成所谓“生产任务”，管教干部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追究。然而，皇帝不急太监急，仍有些犯人头，为了向官方挣表现，有时拿我出气。
有一回，在制作人造花的工场，一名犯人头以我未完成生产任务为由，上来耍威风。他猛地将我的左臂拧转到我背后。我碰巧练过一些防身术，并常习太极拳，略知格斗中的破解之法，本能地，我向右急转身体，一招“狮子回头”，用右手叉住了他的脖子，不仅左臂得以挣脱，还因我右手用力过猛，竟将这名犯人头推倒，他跌坐在地上。
说时迟那时快，其他七、八名犯人头，如狼群般，一拥而上，对我拳脚横飞。我拚死反抗，混战中，我的眼镜被打得飞出老远。最后，他们将我摁倒在一张长桌上，压实我的手脚，问我服不服。我高声喊：“不服！”我声震如雷，目光如电，有犯人发出叫好声，为我鼓劲。事后，我自己都感到奇怪，那一瞬间，平时的恐惧感消失无影，反而有气吞山河之勇。或许是慑于我的气势，我看见，摁住我的犯人头中，有人眼露怯意，高举的拳头，摇晃着，几次想要砸下来，却又没有砸下来，最后，拳头放了下来。
这是一场心理战。虽败犹荣。从心理上，我战胜了这帮犯人头。有犯人拾起并保护了我的眼镜，事后交给我，悄悄竖起了大拇指，眼神里充满钦佩。一战成威。越来越多的犯人团结在我身边，他们不仅敬重我的学识，也佩服我的胆识。逐渐地，我成了他们心目中的领袖，而无形间，他们又成了我的安全屏障。而犯人头们，从此不敢再到我身上“找茬”。
此后，我更经常拿法规和劳教条例与场方理论，并暗中写信给广东省委省政府，呼吁兑现他们自己的法规，停止劳教场暴力。广东省当局有所反应，经他们打招呼，场方假意表示：禁止野蛮管理，实行“文明管理”。一段时间里，劳教场暴力大为减少，犯人们得以喘息。（但往后，当我离开劳教场，后出来的犯人告诉我，我一走，场方就很快恢复了野蛮管理，暴力依旧。）
（选自 香港开放出版社《不受欢迎的中国人》附录：我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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