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姊妹民国闺秀（下）

毛泽东来了，恐惧填满日子

朱兰说：“日本人和共产党来了，我们都害怕，共产党更令人恐惧。日本人还有他们的原则，共产党没有任何原则，他们可以杀人没有任何原因，包括对外国人。我知道日本人杀了很多中国人，俄国人也杀了很多中国人。但共产党是中国人自己杀中国人，这真是一场噩梦。我们很幸运，但是很多人都被杀死了，我的一个意大利朋友没有经过审判，就被共产党枪毙了，很令人伤心。共产党不经审判枪毙人，让我们非常恐惧。你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来，把你带走。”

朱兰说：“我父亲也非常害怕，他带着四个女人－－我母亲和三个女儿，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父亲就去找英国大使馆，问他们我们能否暂时来大使馆居住。所以共产党来的时候，我们逃到了有高墙的英国大使馆，直到共产党进城。共产党进城后，我们才回到自己的公寓里。”那时北平已经被更名为北京。

“我们受到监视，不能出国。屋子里不允许有美元。他们（共产党）会把你的美元卖掉。而且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事先得到允许。共产党叫我们的佣人给他们报告情况。每天晚上我们的佣人必须要到营房，告诉共产党，今天谁来我们家了，我们今天去过哪儿。我们知道这些，是因为佣人告诉我们的，他们很好。”朱兰说。

三姊妹住在北京时，玫瑰的男朋友Krut Sandell先生是一位住在天津的瑞典人。朱兰说：“他很爱我妹妹。他想每周末都来我家看望她，但有个共产党的警卫在他那里。每个周末他都得对警卫请示，警卫就问：‘你又要去北京？你为什么不快点娶她，这样不就没有这么多麻烦了！’接着很不耐烦地给他的文件盖个章。1950年，他们俩终于在北京结了婚。”

玫瑰回忆道：“我们结了婚，一起回到天津。警卫很高兴，对我丈夫说：‘你终于不用去北京了，我们也不用给你盖章了。’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思想还比较自然，还没有那么共产主义化。当地人还放鞭炮迎接我们，这是他们看到的第一个外族婚礼，见我们来了，他们都拍着手说来了来了。这样的场面我真没想到。”

玫瑰和丈夫在天津居住下来,他们的佣人必须是党帮忙找的，而且不准辞退。“他们领我看了看各个房间，到了厨房，我看到一位厨师，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因为那是以前妈妈曾经辞退的厨师，他经常拿家里的东西，对人很不好，有一次，他还手举着刀子追我阿妈，我妈妈就把他辞退了。现在他竟然就站在我的厨房里。我告诉先生，我先生也没办法，我们辞不掉他。他在我们家里，厨房里的东西总是短少。”回顾当年情景，玫瑰心有余悸。

“有一次，我想做一个蛋糕，家里有很多东西，足够做一个很大的蛋糕，但后来他端到饭桌上一个非常小的蛋糕。他解释说，材料不够，只能做这么大。我们家的后院很大，种了很多蔬菜水果，还有苹果树，我看到他在后院偷偷卖我们的蔬菜和水果，我觉得非常伤心，又不敢说。我妈妈见我哭，就安慰我说，不用捱太长时间，等共产主义没了，一切都会正常的。”

朱兰说：“与共产党相比，日本人还是讲原则的。在大连时，他们想要我们的房子，他们的长官经常来我们家，很客气地问，我们想要你们的房子，你们什么时候可以搬走？父亲就找房子，找不到房子，我们就继续住在那里。他们会一直来问，一直在等，但并没有把我们赶走。”

朱兰说：“我们了解共产党，所以我父亲最终决定离开，但共产党不让我们走。他们拿走了我们的生意、我们的钱，然后他们不想让我们走。共产党问我父亲：‘你为什么要离开中国？’我父亲说：‘你拿走了我的钱，拿走了我的生意，我还怎么住在这里？’那人说：‘你可以做其他的。’最后没办法，我父亲找了一个藉口，他说：‘你是中国人，我是希腊人。你希望你的孩子嫁给中国人，那么我也希望我的女儿嫁给希腊人。’那人说：‘喔，我明白了，那是当然。’第二天一早，门铃响了，还是那个中国士兵，他领来一个希腊男人。那个希腊男人我们认识，可是我们不喜欢他。这件事真让我们发笑。”

逃离中国，在澳洲等待

朱兰说：“我们等了半年的时间，共产党才给我们签证，我们得以在1951年离开大陆。我们在中国的钱都被冻结了。离开中国时，我们只带了随身的衣物和装这些衣服的小箱子。他们说，这个不能带走，那个不能带走。我们只能按着单子上列的可以带的东西带，当然钱是不能带的。只有我母亲可以带走一些银饰和一张小的中国桌子。我在北京举办过慈善钢琴音乐会，那架从大连带来的三角平台式钢琴，我们在离开中国前已经偷偷把它卖了。我曾在一次聚会活动中看到那架钢琴，别人在弹。我当时哭了，我知道这是我的那架钢琴。它已经很旧了，我偷偷取下钢琴上一块小木片留作纪念。离开中国时，我只带了一些纪念品和那块小木片，我一直保留到今天。我们把行李放在大箱子里，离开了中国。幸好我父亲还把一部分钱存在英国等其他国家。我们很幸运，虽然家产没有了，但我们人还好。”

1951年，她们一家人离开大陆来到香港，在香港停留了五个月。朱兰说：“我们非常担心妹妹，因为妹妹留在中国，她在我们后面没有走成。当时妹妹已经结婚，她和丈夫留在中国，所以我们感到非常不安。我的妹夫是瑞典人，十七岁就来到中国，从事水利工程，后来在石油公司工作，因为二战中瑞典是中立国，所以他留在了中国。共产党来了，不让他走，要让他把石油公司所有的管理经验都教给他们，才放他走，所以花了很长时间，他俩才走成。我们在香港的时候，我和大姊、父母在一起，我们每天都哭。我们在香港等了她几个月，等妹妹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走了。”

玫瑰叹道：“她们担心我会被抓，被关进监狱，被杀掉。但是那个时候，共产党刚来，人们的思想还不是那么共产主义化，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因为共产党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一晚上就改变人的大脑和思想。”

“其实，我们不是真的想离开中国。”朱兰说：“我妈妈想去日本，我想去加拿大，我父亲选择去澳大利亚，因为他说澳大利亚离中国很近。父亲还说，当中国没有共产党的时候，我们就回去。”

澳洲受骗，感念文明古国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在当今中国人的身上是看不到了，但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尽管处于战乱和内外交困之中，但各个阶层的中国人依然保持着祖辈传下来的礼节和“一诺千金”等优秀的品德。朱兰回忆说：“当时中国人很有礼貌，彬彬有礼，每个人都是这样，并不只是上流社会有教养的人，就连普通的车夫都非常客气。”

朱兰和玫瑰一家人来到澳洲后，虽然澳洲是世界上最和平、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但刚离开文明古国的她们感到不太习惯，“澳洲人跟中国人比起来很粗鲁，没有礼貌。”她们说。

朱兰回忆道：“我记得我们刚来澳洲的时候住在宾馆里，赶上耶诞节，有人跟我们说：‘我去给你们带一箱威士忌吧，过节了，庆祝一下。’父亲说好，就给他五十英镑买酒，那个人拿了钱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不是这样，父亲和中国人谈生意，去茶馆坐坐，喝杯茶，握握手，生意就谈成了，事情交给他们做很放心，他们很可信，我们从来没有被骗过。”

“到了澳洲，我们有过很艰难的一段适应过程。”玫瑰说：“我父亲感到生活很艰难，我母亲也是，她经常哭。当我母亲回到家掏出钥匙打开房门，屋里一个人也没有。原来在中国都有佣人帮她开门，拿东西，脱大衣，家里总是有人，但现在屋子里只有她自己，空落落的。”

朱兰和玫瑰在异国他乡依旧不能忘怀曾经耳濡目染的中华文化。来到澳洲后，朱兰开过华语对话班，教澳洲人讲中文。她说：“我们在中国学习中华文化，不过我们姊妹只会说中文，不会写汉字。刚来澳洲时，中文我记得很好，也曾教过中文。但现在忘了很多，六十年了，我忘记了大部分的中文。”玫瑰则办过中国烹饪课，教澳洲人怎么做中国的美食。她也举办过慈善时装设计展览。

1956年澳洲墨尔本三姊妹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妹妹玫瑰、大姊、二姊朱兰。（朱兰、玫瑰提供）

1953年，朱兰与在北京认识的英国外交官Robin Talbot先生携手在香港成婚。从七十年代开始，为了苟延残喘，中共封闭的国门向外面的世界不得已敞开一点缝隙，玫瑰的丈夫随即开始在墨尔本组织澳洲旅游团去中国旅游，他曾先后五十二次组团来到中国，是向澳洲旅游者介绍中国的第一人。他和玫瑰的女儿出生于新加坡。

重返故土，儿时景象无处寻

阔别六十年后，玫瑰再次来到香港，还是同一家大酒店。酒店的布置跟当年一样，侍者端来盘子，连盘子也跟过去一模一样，恍如昨天，而人事已全非，刹时玫瑰眼泪刷地流下来，止也止不住。两个外孙女不解，问祖母，这只是一个盘子呀！玫瑰的女儿对孩子们说：“妳们以后就会明白了。”

玫瑰还回到了天津儿时居住的地方。玫瑰说：“街上的店铺、船运公司……全都没了，我们的房子也没了，现在是一条街道和宾馆。”她也重游了紫禁城，“我们在北京住的时候最喜欢去紫禁城，今天的紫禁城和过去也不一样了……”她说，在中国的那些天，她日日流泪。

“我们在中国有很多故事，快乐、悲伤、恐惧，但是我们最后很幸运。”朱兰感慨，她总是用中文称自己是老太太，叹息“老了，老了”，但是她说妹妹玫瑰心中还是那么年轻，热情活泼，“她的心中充满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