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是三朵出生在中国天津的希腊小洋花的其中两朵，她们的大姊（Androniki Doucakis）如今已经离世。站在我们面前的二姊姊朱兰（Dimitra Doucakis）和妹妹玫瑰（Andromache Doucakis），人如其名，美如绚烂的春花。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那段兵连祸结的烽鼓硝烟里，她们的青春曾那样生动地的绽放过，仿佛惊鸿一瞥。早已湮没的历史画卷一瞬间如此真实的逼进眼前。
烽火战乱逼着她们的父亲带着妻子和三个女儿，在中国大地上四处躲避，只想寻找一处相对安宁的屋角。日本人来了，为躲避战火，他们一家人不得不离开上海，来到已经被日本占领的大连。接着，苏联红军来了，因害怕苏联共产党，为避免战乱，他们又离开大连，逃至北京。最后，毛泽东来了，他们一家人战栗不安，茫然四顾，偌大的中国再也找不到立脚之地。
“我们不是真的想离开中国。”她们说：“父亲选择去澳大利亚，因为他说澳大利亚离中国很近。父亲还说，当中国没有共产党的时候，我们就回去。”
但父亲再也没能回去，家人纷纷亡故，梦渐渐老去。客心倦归，相去海山千万里，又岂是一梦之遥？最小的妹妹玫瑰，为了挣扎着再看一眼阔别六十年的故乡，去年以逾八十高龄之身，带着女儿和两个外孙女，飞回故土一一寻访旧地，无奈时过境迁，重寻无处。
（朱兰、玫瑰提供）
环顾朱兰澳洲墨尔本的家，整座小洋房的家居布置一面是纯粹的古典西式风格，另一面是传统的东方陈列。墙上、桌上到处摆放着旧时的黑白相片，或古朴、或精致的中国家具及骨董大都是后来从香港等地辛苦收集而来。“我们喜欢中国的东西。”朱兰和玫瑰用汉语说道。
她们说，1951年逃离中国来到澳洲后，六十年过去了，中文几乎已淡忘，但仍会想起一些。她俩用中文称自己是“杜小姐”，爸爸是“杜先生”，妈妈是“杜太太”，曾经照顾她们的保母是“夏奶奶”，还有“阿妈”，做饭的还有“大师傅”……这些中文名字，六十年了，她们没有忘记。
你一句我一句，她俩英文叙述里夹杂着中文，仿佛悠长故事里藏着的颗颗珍珠。
烟草商致富 佣人帮工多
1911年因土耳其人的入侵，朱兰和玫瑰的父亲杜先生（Charles Doucakis）离开了希腊。她们的爷爷本来打算要送他去美国的一家银行，但他选择去了中国。17岁的他在中国开始做烟草生意，勤劳加上天分，使他很快成为当时的大烟草商，家资富有。
朱兰回忆说：“我父亲来中国时还是个小伙子，他只上到高中，但他学习非常努力。我父亲是一个烟草商，做买卖。他在中国结婚的，有了家庭，过得很愉快，他愿意留在中国，对他来说，那是他的家。我父亲是个乐天的男人，所有的人都喜欢他。”
“我们三个姊妹都出生在天津，”朱兰说：“那时我们在中国的生活非常好。有一位从北京来的夏奶奶照顾我们，我们每天都跟着她。她跟我们说中文。我们家人都跟奶奶说中文，她像我们的第二个妈妈。”
三姊妹会说很多种语言。在家里她们跟父亲说希腊语，跟母亲（Elizabeth Doucakis）说法语。在上海时，她们上的是法国人办的学校。在大连时，她们上美国人办的学校。她们在学校里学英语，也学日语。“中文曾是我们的第一语言，因为我们出生在那里。”朱兰和玫瑰说。
母亲是出生于埃及的希腊人，来中国时不会说中文和英文，但她会说意大利语、阿拉伯语、法语和土耳其语。玫瑰说：“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在上海的中国厨师，我们叫他‘大师傅’，会说意大利语。因为他曾经在一条意大利船上做过厨师。‘大师傅’每天早上来到母亲的卧室，先用意大利语问候，然后问母亲，今天中午吃什么？我们都很喜欢这个中国男人。”
她们的家是当时的巨富，佣人帮工很多，但三姊妹从小就知书达礼，心地善良，现在从她们身上依然能看出中国传统大家闺秀的风度和气质。玫瑰说：“父母从小就教育我们，对佣人要礼貌客气，因为这些人都是帮我们的。那些佣人在我们家都很开心。”
三姊妹如花似玉，性格各异。朱兰说：“我们三姊妹非常不同。我很固执，像个男孩子。因为我是老二，父母很想要个男孩，结果我还是女孩，老三又是一个女孩。我姊姊很活跃，但很认真，不淘气。”她指着身旁的玫瑰笑了，“我的妹妹是个很安静的女孩。”
三姊妹从左至右依次为妹妹玫瑰、大姊、二姊朱兰，抗日战争之前1936年摄于上海。（朱兰、玫瑰提供）
玫瑰也笑道：“二姊是很淘气，还会爬树，总是有主意。”
不过，谈到现代的女孩，姊妹俩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是好女孩。我们弹琴、唱歌，那真是一段好时光。现在的女孩太疯，太淘气。一个男人怎么能娶这么淘气的女人？”
天真无邪的三姊妹渐渐长大了，后来负责照顾她们的保母也是一位中国人，她们总是提起这位中国“阿妈”。朱兰说：“‘阿妈’是我们的朋友，对我们非常好。她非常聪明，虽然她没上过学，但她有世代家族积累下来的生活经验。
玫瑰笑着点头：“我们有哪儿疼了，阿妈很聪明，知道怎么办。”朱兰接下话茬讲述道：“我妹妹小的时候，她耳朵边长了个疖子非常疼，我母亲带她去看医生，吃了药，但没有好转，还是很疼。后来有一天我父母出去吃晚饭，阿妈赶紧到我们的卧室来，带着一个圆圆的黑东西。她告诉妹妹说：‘等妈妈回家亲吻妳晚安的时候，妳给妈妈亲这边脸，因为我要在妳那边贴上这个膏药。妳不要告诉他们，我不想让妳妈妈知道，她会生气的。’然后她把膏药贴在妹妹耳朵边。第二天一早，阿妈来把膏药揭掉，疖子治愈了，不再疼了。我母亲很高兴，但她不知道这是阿妈照料的缘故，后来我们长大了才告诉母亲的。”
路边美食诱惑与文化洗礼
玫瑰从小喜欢绘画和设计，也喜欢充满创造性的烹饪艺术。她最喜欢吃的中国食品有饺子、炸酱面、拉面、豆腐等；朱兰最喜欢吃的是饺子、大饼，还有馅饼。她们说，还从来没尝过臭豆腐，因为妈妈不让随便吃路边卖的食物。
玫瑰回忆说：“我们住北平时，年纪还小，没有那么多零花钱。我们三个姊妹总缠着妈妈，吵着要吃外面卖的一种味道很好的面条。妈妈每次都说不行。后来我们实在忍不住，跑过去看人家厨师做面条。只见那位厨师两手抓着面团，在案板上甩来甩去。那天非常热，厨师光着膀子，干得热火朝天，挥汗如雨。我们眼看着他把面团在胸前甩几下，然后再把面团甩到光背上，前后这么甩。我们看呆了，回到家再也不跟妈妈说要吃那种面条了。”
在那片古老的土地上出生成长的朱兰和玫瑰，与同样古老的中华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玫瑰感叹：“中国历史那么长，是一个古老的国度。希腊也是，中国比希腊还古老。中国的天坛，还有颐和园实在太美丽了！中国人非常客气礼貌，非常平和。”朱兰说：“中国人做事很慢，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 样快、快、快，那个时候不忙。可能因为我们出生在那儿，我们非常喜爱中国，那儿是我们的家。”
大连家产被日本人“接收”
后来居住在已被日本人占领的大连，她们一家人如履薄冰。她们一家在大连有一处北部海滨的房子，她们住在公寓第八层。当时苏联共产党要来了，她们在苏联红军来之前离开了大连，举家逃至北平，“我们很害怕苏联共产党。”朱兰说：“从大连到北平，日本人只允许我带钢琴和我的小白猫离开大连，我母亲被允许带上少量珠宝，我父亲非常害怕，几乎所有的东西都留在家里，他说，只要能走就行，他只带走一些收集的邮票。我们就像离开公寓去购物，几乎什么都没有带，房子和家具就留在那里，日本人不让我们带。我还记得我们家里有两尊非常美丽的中国佛像，还有中国地毯、瓷器、骨董……我们的房子就这样没了。”
朱兰说：“我们去了北平，日本人已经在那里。我们当时很害怕，我们作为敌人被其他人管制。我记得那时我父亲在臂上戴着一条红色带子，上面写着希腊的‘希’字。我们很幸运，活了下来。日本人抓走了美国人和英国人，没有抓希腊人。”
抗日胜利 短暂的幸福时光
抗日战争胜利，是朱兰和玫瑰记忆里最快乐的时光。时隔六十年，她们依然记得和平夜1945年8月15日的情景。
朱兰回忆说：“我们有两个朋友，是两兄弟。每天晚上，父母都会到他们家听新闻，然后打打牌。那天晚上，又到了听新闻的时间。父亲说，唉，今天不听了，天天都差不多，我们打会儿牌就回家吧。晚上回家，我们睡不好觉，因为那天晚上到处都是日本音乐。我们一无所知，还觉得很奇怪。第二天一大早，就听到大门外‘砰砰砰’急促的敲门声。我想，哎呀，是不是日本人来了，要把我们抓起来。我们都非常担心。打开门一看，是一位朋友，他啊啊说不出话来。我想，糟了，是不是日本人杀了他的妻子，杀了他的孩子。后来他才告诉我们，原来是听到了新闻，日本投降了！这真是令人兴奋的消息。”
朱兰感叹说：“世界大战结束了！没有日本人了，没有战争了，像天堂一样！我们在中国最高兴的就是美国人来了，我们自由了，可以去任何地方。那个时候，我父亲还请来所有希腊裔美国士兵，在家里开party，一起喝茶，吃饭，聊天，他们都是从战场回来的。后来我母亲还收到这些士兵们的母亲发来的感谢信，感谢她照顾了她们的儿子。”
玫瑰也说：“这些士兵都非常年轻，非常好。他们很喜欢来我们家开party。我们跳舞，玩游戏，就像一家人一样。”
“1945年那是一段非常幸福的时光。”朱兰说：“只是这段幸福时光很短暂。到1949年毛泽东来了，我们又开始恐惧，我们又有麻烦了。”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周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