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五年的反腐清理以及收拢中共的党、政、军权力，在“十九大”会议首日（10月18日），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宣布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定义，从而公开终结了江泽民掌权时期的“三个代表”部分内容。当时江泽民也在会场就坐。
在“十九大”会议召开前一天，党媒公布新一届主席团常委名单。尽管名单一如惯例，包括中共三代新旧常委班子，但表面的团结却隐藏着背后的惊风密雨。
一、“十九大”习首次提出新的“社会主要矛盾”
习近平自中共“十八大”上台执政后，面对的是中共内部和中国社会的诸多危机，除政治、经济，还有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以及民间的维权抗暴。在“十九大”上，习警告说，因导致社会不满的根源正在发生变化，因此需要有新的对策。
他说，“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民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一改过去36年来邓、江、胡时期提出的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从使用术语来看，“美好生活需要”将从物质文化转向包含“非物质”的需求。当局在其后的解读认为，“美好生活需要”还有精神层面的，民主法制层面的，生态环境方面的需求等。
这个对矛盾的重新定义，被外界解读为，巧妙地在中共内部公开割裂江时期的政策，而且还是在江泽民在场的情况下。
在2016年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被确立为中共继毛邓之后的领导核心，就被外界认为，他会对江掌权时期对政府以及社会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进行清算。
接下来，本文从邓、江的政策导向来看习近平“十九大”报告的背景布局。
二、习修正邓小平理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邓小平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影响了大陆三十多年。他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当时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和文革灾难的主要原因，作为机会主义与实用主义者，邓将中共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为了维持文革浩劫后中共危机四伏的统治，邓希望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来挽救社会主义。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高文谦说，“邓小平最初推行改革开放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不过一旦踏上这条路，却又欲罢不能，况且事关他本人的政治遗产，只好硬著头皮走下去。”
他认为，邓的这种出发点和心态，决定了其改革的摇摆性与不彻底性，同时扮演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大力推行经济改革，另一方面顽固拒绝政治改革。
高文谦表示，邓搞的实际上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但是因为中共政治是权力的组织，不同于西方的制度组织，但又要有西方的市场机制，最后就变成了经济体制的跛脚改革，衍生了巨大的官僚腐败。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说，习近平这五年掌权，提出的一些口号，如“五位一体”（经济、政治、生态文明等）、“四个全面”（全面依法治国等等），这些都是对当初中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定程度上的修正。
三、习终结江“三个代表”部分内容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是邓小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策的延续，同时他本人也是启动共产党政权“贪腐治国”的祸首。
李林一说，江的“三个代表”包括，中共“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如果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中共可以是最富有的阶层。在江掌权时期，放手让“资本家”加入中共，也是基于这层考虑。而以前中共是排斥“资本家”的。
李林一还说，这样就导致了大陆巨大的官商勾结现象。前面几十年权力和资本结合在一起，疯狂捞钱。而江泽民家族又带头贪腐，并对腐败进行放纵，这就导致“三个代表”鼓励了官商勾结，以及现在的种种乱象。
李林一认为，习近平重新定义“社会主要矛盾”，并清算贪腐、提出政商关系要“清”、当官就不要发财、加强保护生态文明等等政策，实际是已经部分废弃了“三个代表”理论。
此前报导指，江从1989年6月上台，到2004年9月辞去军委主席职务，江把私有化、转型中的中国经济改革变成了官员放手腐败的借口和掩护，将国家资源以种种形式私有化，落入既得利益集团囊中。
这种改革不仅使中国失去了通过转型恢复成为正常国家的机会，更是毁掉了保持国家正常秩序的社会基础结构。
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2012年曾在英国广播公司（BBC）上刊文《点评中国：中国做官诀窍的变化》，他在文中指出：在邓时代，地方官员要升官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政策冒险，经济改革上敢打敢拼（比如赵紫阳以及习仲勋，后者为习近平的父亲）；二是找靠山 （主要搞好与保守派的高层领导之间的关系），通过建立个人私情积累政治资本。
到了90年代（江时代），决定官员升迁的最主要因素不是政绩，而是个人关系，即政治靠山。裴敏欣指出政治学者的量化分析显示地方的经济表现指标，如财税收入和国内经济总值（GDP）增长，已不能解释地方官员的提拨。他说：“尽靠GDP增长进京做官已不够，政治靠山的相对作用就大了很多。”
那么政治靠什么？上行下效。“闷声发大财”是江泽民治下最贴切的概括。2000年，江在中南海被香港记者问及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在2002年香港特首选举中是否已经被“钦定”，江恼羞成怒大骂记者简单、幼稚，并教唆道：“中国人有一句话叫‘闷声发大财’，我就什么话也不用说了，这是最好的……”此言一出，令各界哗然。
经济学家何清涟在2004年《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本前言里，引述一位深圳官员的话说：“我们没办法，身在衙门，不由自主。一个社会如果十个人中（有）七个做贼，剩下的三个也得跟着做，要不然你就会被真贼当作贼来抓，因为你不贪污腐败，别的人心里就不踏实。”
腐败一度变成了官员晋身的投名状，官员买官、卖官、索贿、受贿、官商勾结等贪腐行为遍地，而且蔓延到军队、司法、医疗、教育、体育、传媒、国企等各个领域。
独立评论员周晓辉表示，在江看来，“贪官治国”并不是坏事，一个人要让别人对其效忠总要有些理由。因为江既无智慧，也未经过选举，如果全部都任用清官，则会凸现其无能和贪腐。
他说，“贪官只是让民愤很大，所以从声望上，不可能对江带来威胁。于是，江一路走来，一路提拔的皆是善于阿谀奉承之辈，而这些人个个是贪腐的高手。”
具讽刺意味的是，江也曾在各个场合大喊“反腐”，但其设立的监督贪腐机制形同虚设。在“十九大”会议上，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被提问，被查处高官（如孙政才、王珉、苏荣和周本顺，都是江、胡时期提拔的）的贪腐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仍能得到升迁，“是否意味着对高级领导干部的监管还是存在着盲区或者是漏洞？”
杨晓渡回答，确实曾出现过一段“宽松软”时期，让腐败分子、这样伪装的“两面人”有了可乘之机，能够得逞于一时。当时就有分析认为，这是中纪委副书记亲口承认江时期官员开始贪腐成性，但又不抓他们。（未完待续）＃
【大纪元2017年10月23日记者徐云报导】
责任编辑：林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