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疫情防控三年，导致大批企业倒闭及人员失业，在经济持续下行的情况下，底层民众已不敢随意花钱。近日，中国社科院的专家在一次论坛上讲述如何刺激1.8亿农民工消费的言论，引起不小争议。
7月8日，青岛市政府主办了“2023青岛·中国财富论坛”，青岛市长赵豪志等官员以及官方机构的多名专家出席了开幕式。
在这次论坛上，原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蔡昉、中国央行研究局巡视员周学东、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检查官王朝弟等作主旨演讲。
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可以立竿见影刺激消费。
“我算了一个帐，农民工按照他的消费能力，就是说他的收入来看，他的消费被抑制23%。如果按照他的收入水平，他是可以做到这个消费的，但是因为他没有公共服务，没有社会保障，他有后顾之忧，要存钱，因此他的消费意愿被压低了，这个幅度大家认为是23%。反过来就意味着说，如果你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他就可以提高接近30%的消费，而且是在没有收入增长的情况下。”蔡昉称。
蔡昉还做出情景假设称，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把目前已经进城的1.8亿农民工消费意愿释放出来，那个总额度自己做了一个非常粗略的推算，大概是在2万亿以上。
蔡昉强调，“不管是不是2万亿，但是它是万亿级的。万亿级的新消费对应的是疫情期间万亿级的超额储蓄、过度储蓄。比如说按照GDP的3%来算，我们三年被造成的过度储蓄，大概至少也应该是3.6万亿。你用几万亿水平的新消费去抵销3.6万亿的过度储蓄，其实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蔡昉的上述言论被媒体报导后在网络上引发很大争议。
不少网民评论说：“所谓的户籍制度改革无非是让农民进城买房落户，增加消费。但农村人口大量进城背后的社会问题，包括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现在很多城市都无法解决，即使放开，农民进城落户的意愿也不会太大。”
“整天想着如何将农民工那点微薄的血汗钱刺激出来，这两个问题专家们考虑过吗：1、户籍改变，消费价格上涨，更不敢消费；2、户籍改变，生活来源更少，哪敢扩大消费。而且，这些农民工的未来保障风险更大。这种提法，不仅短视，而且害国害民，不知道这专家是没水平，还是心有叵测？”
“以刺激消费为目的的户籍改革就是耍流氓，说直白点还不是盯上了老百姓口袋中的那点血汗钱，为啥不去盯着那些378个权贵在国外存款7.8万亿？三年疫情管控搞得底层是一屁股帐，还有多少储蓄？有老有小的，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住房、医疗、养老、上学、失业等问题，老百姓哪敢随便消费呀！”
实际上，刺激农民工消费并非蔡昉首次提出，曾担任中共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任秘书长、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樊纲此前就多次公开提及。
几个月前，樊纲在一次财经年度对话上的一番言论曾引发不小争议，他认为：很多农民工将农村的宅基地当别墅，只是在过年的时候回家住上几天，实际上大多数时间生活在城市，这样的行为无疑是对农村土地的一种浪费，可以将闲置宅基地用于房地产开发。
上述专家提出刺激消费的大背景是，在今年初中共疫情防控放开后，当局多次提出提振房地产业，刺激民间消费，甚至地方官员带头“下馆子”消费，但收效甚微。
就在一周前，中共央行公布“2023年第二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民众第二季度的购房意愿和对房价预期同步大跌。同时，58%的居民倾向于“更多储蓄”。
据媒体此前报导，中国疫情防控三年，导致大批企业倒闭，大量人员失业，在经济持续下行的情况下，很多人已不敢随意花钱。即使官方也多次提出“过紧日子”。
今年3月，中共财政部部长刘昆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政府过紧日子不是短期应对措施，而是应该长期坚持的方针政策。”
实际上，早在中美贸易战开打后，中共当局就多次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勒紧腰带”，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