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28日，山东省淄博市胶济铁路王村站附近发生旅客列车相撞的事故，造成72人死亡，416人受伤。这一事件后，安路生被免去了铁道部总调度长职务。不过，安路生被免职不久，就在当年“5‧12”汶川大地震后，出任成都铁路局局长了。
2010年5月7日，安路生重新出任铁道部总调度长。2011年7月23日，D301次列车在甬温线永嘉至温州之间的高架桥上与D3115次列车发生追尾，造成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造成39人死亡、192人受伤。安路生再次离开了铁道部总调度长的职位。
而现今，身负两次重大事故责任的安路生摇身一变成为了上海市新静安区的区委书记。
2011年7月23日，D301次列车在甬温线永嘉至温州之间的高架桥上与D3115次列车发生追尾，造成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造成39人死亡、192人受伤。图为当时最后一个获救的“奇迹女孩”项炜伊，其父母已被确认双双遇难。(STR/AFP/Getty Images)
中共被问责官员复出率高达50%
在发达国家，如果一个官员触犯了法律，或者存在道德方面的问题，那他一辈子都不可能再重返政坛。而据《新京报》报导，因生活作风被免职的官员无一复出，因突发事件和其它违纪问题被免职的官员有半数复出。民间称，问责免职如同“带薪休假”，出事了，大张旗鼓问责落马，然后悄然复出，新职位甚至比原来的职位还高或涉及的利益更大。
2013年6月3日，吉林长春德惠市的宝源丰禽业公司发生重大火灾爆炸事故，这起事故造成121人死亡、76人受伤。7月6日，原德惠市委书记张德祥、原市长刘长春被撤职。但时隔不足一年，2014年4月12日，张德祥以净月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身分出席会议，而6月4日，刘长春则被任命为长春公交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
“三鹿毒奶粉”事件中被免职的三名责任人：原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于2013年1月又以“省委省政府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身分出席会议；原石家庄市市长冀纯堂2011年10月开始以河北省工信厅副厅长身分公开露面；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督司原副司长鲍俊凯此后复出，升迁任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
“三鹿毒奶粉”事件中被免职的三名责任人又都纷纷复出。图为：2008年在三鹿毒奶粉一案中，因三聚氰胺毒奶粉而受害的婴儿家长向当局讨说法。(Getty Images)
因隐瞒非典事件，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辞去市长职务，后复出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正部级待遇不变。2007年8月，孟学农被任命为山西省代省长，2008年1月当选为省长。377天后又因死254人、伤35人的襄汾尾矿溃坝事件孟再次辞职。
原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在2008年因山西襄汾溃坝事故被撤销党内职务；2013年8月却以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的身分出席公开活动。
原上海静安区委原副书记、原区长张仁良，因2010年上海静安大火被免职；据新疆媒体报导，2011年11月张仁良复出任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2012年1月担任中共喀什地委副书记、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
而更具戏剧性的是“涉腐官员又当反腐官”。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薄玉龙，曾在2012年被查出向上级行贿遭到免职，但不久即被重新启用为周口市人民检察院反渎局政委。
一网民调侃说：记大过实质是记大功，中共特色。另有网民认为，被免职官员的悄然复出，是“对民意的漠视和愚弄”。
分析：免职是中共“正常”人事调动
目前中国关于官员问责及其复出的规则主要来源于5个文件：中共中央发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06年起施行的《公务员法》、 2007年起施行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2008年起施行的《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规定》，以及中办国办2009年联合下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公务员法》第四十条对职务的任免作了规定：“委任制公务员遇有试用期满考核合格、职务发生变化、不再担任公务员职务以及其它情形需要任免职务的，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任免其职务。”意思是说，免职是一种“正常”的人事变动，而不是惩罚。
《公务员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可以看出，“撤职”才属于处分的一种，“免职”更多时候表示该官员将待任另一职务。
再看2009年颁布实施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其中却规定被免职的“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今年初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进一步明确，因问责被免职的“一年内不安排职务，两年内不得担任高于原任职务层级的职务”。
这些文件不仅互相矛盾，而且还明确给被免职的官员一个复出的法律依据。
时政评论员郦剑锋表示，2009年中共颁布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主要考量的是政治，“问责”本身只在其次。从这个角度看，官员犯不犯错，问不问责，问责到什么程度，是真问责还是假问责，完全取决于政治需要，取决于它是否有利于巩固中共党内的团结统一。
利益集团共同体导致问题官员常复出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官员复出，在目前体制下是必然的。外媒德国之声引述胡星斗的话说：“因为官员的帽子掌握在上级手中。上级想让他复出就复出，无论他犯了天大的错误。民众没有发言权，问题就出在这里。官员和他的上级往往是同谋，是合伙，或者说他们结成了一个权力网。上级一般都会竭尽全力保护下级，因为他如果不保护他的下级，下级出了问题就会牵扯出上级的问题，就会形成一个窝案。”
漫画（网络图片）
中国社会问题学者田奇庄认为问题官员复出在中国是“正常现象”，因为按照中共的逻辑，这些安路生们实际上“是替党分担了忧愁、背了黑锅、担了担子的。在这种情况下，党觉得他是有功的，有了机会还是要重用的。”
田奇庄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污点官员”再次被重用的原因主要在于人民没有真正的选举权。他说，“如果要是让民众有选举权来选举这些官员，他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他肯定就别想再上来了。因为中国人不缺别的，就不缺这个当官的，能当官的人有的是。如果要是选举官员的话，那有的是官，那何必非得用你这一个人呢？”
他还谈到，在人民没有真正选举权的现状之下，中共更倾向于重用那些曾经为一些事故“背黑锅”的官员。
时事评论员东方觉在其博文《中国特色的官员问责与复出》中写道：“问责为什么会有中国‘特色’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一些问责官员本来就是代人受过，被问责时，是被允诺了一定回报的，这就包括未来复出和升迁。不让复出，则违反了官场潜规则。另一个原因，如果不复出，给他一个交代，恐怕会“起泡”、拔出萝卜带出泥而牵扯上级领导。因为都是利益共享互相利用者，所以要通过各种手段让其 “软着陆”。而悄悄复出是为了避免惹起媒体注意，成为舆论焦点，再起风波。有的还采取不下文，不正式公布任命，而人在官位，这样进可攻、退可守，一旦被曝光，说是临时负责，可进退有据，反正是糊弄百姓。而问责官员一旦复出，更会对上级施恩者感激不尽，加倍报答。这也正是上级官员的生财之道，官官相护皆有因。”
大纪元记者周慧心综合报导
责任编辑：李晓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