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六四纪念日”期间，刚刚来到法国的张建，受邀去中共驻法大使馆门前参加纪念活动。这时他发现走在路上的双腿在不停地哆嗦，他意识到自己害怕了，一种巨大的恐惧感在不断地向自己袭来，他为自己不争气的双腿感到气愤。这时他自问，中共这么多年干了那么多坏事，到现在还在欺负着百姓，我如今已经自由了，凭什么我还要怕它？他鼓励自己要走出那与中国人如影相随的恐惧阴影，要勇敢的迈出第一步。于是他接过现场传过来的高音喇叭，大声地喊道：我又站在你们的面前啦，我要为正义大声疾呼……
就这样，15年前，因为六四屠城，年少的他无意间被推上风口浪尖，如今已战胜了对中共恐惧的他，在法国这块自由的土地上，简朴、愉快和正直的生活着……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回顾
早在1989年4月的时候，为追求社会平等、言论自由、抗议中共高层的贪腐行为，北京学生发起抗议请愿活动。5月时，学生们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用绝食方式抗议，声势最高时在广场抗议的民众达近百万之多。抗议风潮席卷全中国400多个城市。家在北京的张健那时年仅18岁，刚收到北京体育学院的入学通知书，年轻又健硕的他在朋友的邀请下，走入了请愿学生的队伍，就这样，懵懵懂懂地，竟然成了天安门广场学生纠察队的总指挥。
对于学生们的请愿，中共最终决定用武力镇压。当时调动了30万兵力戒严北京。6月3日午夜至4日凌晨，中共调遣至少10个军团的军人包围天安门，并向示威学生和民众开枪。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的张健中了三枪，“一枪在右腿，还有溅起的子弹在左腿这儿都给冲坏了，皮开肉绽，当时就觉得腿一热，血下来了，现在还有痕迹。”而他大腿骨中弹则是一名军人用手枪瞄准打的，“大腿骨都碎了。”
之后张健被送往北京骨科医院抢救，抢救工作非常困难。他回忆道：“整个胯骨都快粉碎了，如果中弹部位再往上一点，就要把胯骨摘掉了，那我的这条腿也就没有了。医院知道我是学生纠察队总指挥，尽力抢救，当时只能做‘骨牵引’，他们用钢钻连骨头一块儿穿一个洞，拿一个钢针穿进去，然后前边儿几十斤的一个砣这么一拉，就把腿拉直了。这样把骨头就拉开了，让这个骨头慢慢的往上长。就这样每天都吊着。”
前后在医院吊了近六个月，其间在第40天左右的时候，戒严部队包围了医院。张健说：“抓到我的时候，当时就把这个骨牵引装置拆下去了，骨头又都弄到一块儿了，一个医生看到后眼泪哗哗的流。”警察审问张健，问他是否认识吾尔开希、王丹（注：这两人都是“六四”学生领袖）等人，他说认识，表示王丹等人就是让自己做些搭搭帐篷、维持现场安全的事，张健不认为自己因此就是反革命。也许当局考虑到张健还只是北京体育学院的预科学生，就又把他放回骨科医院继续治疗。
回忆这段历程时张健表示，当时很多的认识都是从小接受中共宣传教育的结果，说：“我当时认为那个党还是好的，只是人不好了。过了这么多年，真正到了海外，才彻底地、全面的了解了共产党，才知道它一直是欺骗我们老百姓的。”
从被迫逃亡到母亲看不惯的新贵
张健在医院治疗半年之久，后来在父亲战友的帮助下逃到东北，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曾经用一位朋友资助的一千元度过了一年。后来他又回到北京，隐姓埋名，从清洁工做起。“中共实施改革开放的前三年，我的日子是很艰苦的，走路时腿一瘸一拐的，艰难地维持自己的生活。”因为懂美术，他很幸运地找到在一家合资企业做企业策划的工作。之后，又到另一家大酒店任总经理，开始过上了所谓的歌舞升平的日子：当时，根据他的身份配有专车、住房，月收入超过万元人民币，物质上可以说什么都不缺了，对此张健的感受是“做上了酒店的总经理，才知道这个社会的腐败程度。以前还真不太知道什么叫腐败。”
那时张健的母亲看到儿子的变化，心里非常着急。他回忆说：“当时母亲看我穿著名牌，那时是皮尔卡丹，一身西装大概是五六千人民币吧，皮鞋什么的都很讲究，戴着雷达手表。我妈说你这有什么可牛气的呢，你不就是一个高级打工仔吗。我的儿子是忧国忧民的，你这怎么天天儿……，叼着小烟儿，这么这么的，都腐败成这样了。”母亲的这席话点醒了张健，于是，有一天，他拖着还不怎么好的腿，爬到了香山顶上，看着既熟悉又陌生的北京城，开始思考一些不曾想过的问题，觉得自己应该认真面对人生，该做点什么事情才好些。
为弟弟讨公道再遭迫害离故土
就这样过了几年不愁吃喝的生活后，到了1998年，为申办北京奥运会，中共政府强行把很多出租车给报废了。而张健的弟弟也成为出租行业的受害者，“我弟弟的车是那种没有后备箱的夏利车，当时买花了十几万块钱，也是很贵的，没开几年，现在就说要报废了，我们想不通，若要保费也应该是共同承担责任吧！车是你们出租汽车公司卖给我弟弟的，理应承担责任，另外，是政府下令让这些车报废的，那么政府也应该承担责任。”但事实上，这些相关责任部门把损失都推掉了，让这些车主自己承担损失。
为了维护家人的利益，张健不得不站出来，因此再次遭到了迫害。就这样，他被迫离开中国，来到了法国。（未完待续）
大纪元记者李婉清法国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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