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三 毛泽东翻脸倒乾坤
李锐的书中只讲了他们这些对〝三面红旗〞有意见的人的一些活动，没有讲柯庆施、李井泉等左派的活动。这些人的活动李锐是不知道的。七月二十一日，这时距毛泽东的反击只有两天，由于左派的活动，对彭德怀信的指责的声音已经逐步升高，左派说这封信主要是〝针对毛主席的〞。左派的活动和言论对毛泽东有多大影响，至今不得而知。政治嗅觉特别敏锐的人已经闻到了某种气味。（注三十三）张闻天准备这天在第二组（通称华东组，组长柯庆施）发言，得悉风声已紧的胡乔木，早晨打电话给张闻天，提醒他少讲些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炼钢和得不偿失问题。张闻天不顾这些，却作了长达三小时的发言。在发言过程中，组长柯庆施和其他好几个人，不断插话，表示不同意见。张闻天毫不让步，按照自己的提纲，一直把话讲完。
张闻天又名洛甫，早年曾留学美国。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派往苏联学习和工作。一九三一年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同年九月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三年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在长征到达遵义时，他支持毛泽东，参与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随后，他代替博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他的总书记职务一直担任到一九三四年，不过，后几年由于毛泽东专权，他的总书记只是名义而已。在延安期间，他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先后任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麦克法夸尔认为，张闻天是在庐山会议上批评〝三面红旗〞的主要策划者，而彭是配角。（注三十四）就这个问题我专门问过庐山会议的参加者李锐（时任毛泽东的秘书）和姚力文（时任刘少奇的秘书），他们都认为麦克法夸尔这个说法只是他个人猜想，与事实不符。
张闻天对〝三面红旗〞有一整套看法，他是一位有深厚理论功底的革命家，也是一名经济学家。他在三个小时的发言中，张闻天讲了十三个问题：一，大跃进的成绩；二，缺点；三，缺点的后果；四，对缺点的估计；五，产生缺点的原因；六，主观主义和片面性，七，政治和经济；八，三种所有制关系；九，民主和集中；十，缺点讲透很必要；十一，光明前途问题；十二，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十三，成绩和缺点的关系。发言对大跃进以来暴露的严重问题及其后果作了系统的分析，全面，深刻，明快，尖锐，针对性强，几乎毫无顾忌。他强调，对产生问题的原因〝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当从思想方法和作风上去探讨〞，领导经济〝光靠政治挂帅不行，还要根据客观规律办事〞。他认为一九五七年以来出现的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他说：〝主席常说，要敢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领导上要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便于下面敢于发表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自由的局面。〞发言最后才提到彭德怀的信。他认为信的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好的。彭信中受批评最多之处就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句话，就是支持彭这封信的人，也认为这句话不妥当。张闻天却说：〝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么样，可以考虑。但是，‘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注三十五）
张闻天发言当天晚饭后，他见到彭德怀说，我今天讲了三个钟头，支持了你。彭德怀把张闻天的发言提纲要去，让参谋读了一遍。后告张〝你讲得很全面。〞
在批判张闻天的时候，有人说他的这个发言对彭德怀的信〝作了全面、系统的发挥〞，是〝进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反党纲领。〞有人对他的这个发言作了精心统计：全文九千多字，讲成绩的只二百七十多个字。用了二十九个〝但〞字，只有一个好〝但〞，其余都是坏〝但〞。（注三十六）
张闻天当时是外交部副部长。他是六月三十日离京赴庐山参加会议的。乘同一车厢的有彭德怀、贺龙、康生等。上庐山后，住东谷河东路一百七十七号，同彭德怀住的河东路一百七十六号是近邻。七月二日到十六日，张闻天被编在华北组。他在小组发言说：大跃进给外交部门的工作造成被动，我们的驻外使节很不好讲话。会议初期，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他对身边的秘书说：小高炉炼钢是无效劳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按劳分配原则不能破坏等看法。还说，现在是骄傲了，就像当年斯大林说的胜利冲昏头脑。七月十二日，他同彭德怀交谈时说：会议开了十多天，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有压力。彭说：我们西北组也是这样。张说：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样。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历史中学了不少好的东西，但是也学了些旧中国统治阶级的权术。要防止斯大林后期的错误。（注三十七）七月上、中旬，彭、张二人在饭前饭后还有若干交谈。其中曾讲，政治局会议很少讨论，一般只做个大报告，实际是空的。（注三十八）七月十四日，彭德怀给毛的信送出。此前张散步到彭处，得悉彭将写信，对彭所说的写信是希望把问题摊开、搞得深些表示赞成。彭要张看信，张不看。彭念给张听，张没听完就走了。（注三十九）
七月十七-八月一日，张闻天被编入第二组（华东组）。七月十八日，张准备在小组会上发言，开始准备发言提纲。
七月十九日，张闻天出席小组会议后，路上被田家英邀去小坐，同时相遇的还有周小舟、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李锐。交谈中大家都感到有压力，认为应当肯定成绩之后，缺点也可以讲。胡乔木说：主席也是主张讲一讲缺点的。同日，在田家英处吃饭后，邀周小舟到住处交谈。（注四十）
七月下旬某一天，张闻天约戎子和到住处闲谈。得知国家给土铁生产补贴了四十亿元时说：问题主要还不在于这四十亿，而在于九千万人上山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注四十一）
七月二十日前后在准备发言过程中，张闻天接田家英电话，田劝说，如果发言，有些问题别讲了，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通话后张闻天对秘书说：〝不去管他！〞接着继续准备提纲。后来又接胡乔木电话，说毛要向彭开火，劝张少说。同时秘书也感到发言与会上对彭批评的气氛不合，担心会挨批评。但张不顾一切要讲。（注四十二）
李锐认为，〝使毛泽东作二十三日讲话的原因很多，张闻天这个长篇尖锐的发言，可能是最后的一副催化剂。〞（注四十三）
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报告中谈到：〝据榆次市、太谷县的材料，五级干部会议经过三天的鸣放，有观潮派、算账派的言论甚至反动言论的人占百分之十左右。估计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言论是属于发牢骚的性质。〞毛注：〝牢骚也吧，反动言论也吧，放出来就好。牢骚是一定要让人发的，当然发者无罪。反动言论，放出以后，他们立刻就会感到孤立，他们自己会作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紧，群众的眼睛里已经照下了他们的尊容，跑不掉了，故也可以实行言者无罪。现在是一九五九年，不是一九五七年了。〞（注四十四）
在上海会议上，四月五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抱怨他的下属〝不大批评我的缺点〞，提倡海瑞精神。他说：
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非常不客气。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们的同志那有海瑞那样勇敢。我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了。同时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恩来答：看了）（注四十五）
彭德怀的这封信和海瑞给皇帝的信相比，要客气得多了。劝彭德怀学海瑞的毛泽东，是怎对待彭德怀这封信的呢？怎样对待张闻天等人的批评呢？
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找几个人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当天晚上，毛主席同刘少奇、周恩来商量准备第二天开大会。（注四十六）
七月二十三日早晨，通知大家开会，听主席讲话。毛泽东讲话的内容事前没有跟常委讨论，常委们也和大家一样，也是早晨得到通知，事先也不知道讲话什么。
毛泽东在讲话中一开头就说他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这次会上〝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这大概是指紧跟他的京官和省委书记。〝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要听坏话，好话、坏话，两种话都要听嘛。〞他讲的另一种倾向是：〝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集中表现在江西省委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了，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塌糊涂。〞他说：〝越讲得一塌蹋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神州不会下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的。〞
会上发给与会者的江西党校、广东军区等材料，以及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等人的言论上，本来没有加按语，有人还以为是批〝左〞的材料，毛泽东现在明确列为反面教材。接着，他针对彭德怀的信中说干部脱离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狂热〞的批评说：〝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点，不那么多。〞〝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他讲到共产风、讲到一平调，他说：〝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队跟群众的账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继续算。〞
他为刮共产风的干部和自己开脱，并且表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的态度，他说：〝他们（指括共产风的干部——作者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批评大跃进的意见）〝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骂祖宗三代……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
接着，毛泽东指出：〝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如果现在要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
讲到反冒进，他话锋直指彭德怀，说：〝虽然彭德怀〝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右起来的。〞〝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他告诫那些批评大跃进的人说：〝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时常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三十公里，接近三十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三十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
接着，他为食堂和大办钢铁辩护说：〝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他说在办食堂方面：〝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正话反说：〝我有两条罪状：一个，一千零七十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九千万人上阵，补贴四十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楂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中国也不是没有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
这篇讲话态度鲜明，对左派只是安抚，让他们〝硬着头皮听〞；说批评〝三面红旗〞的人〝离右派只有三十公里〞；把中间派说成〝动摇分子〞。他在讲话中批驳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的说法。讲话中也讲了大跃进中一些问题的责任，说自己是〝始作俑者，应该绝子灭孙〞，但这些话明显带有赌气的情调绪，不是诚心自我批评，不是〝罪己诏〞。毛泽东曾说过，他是不下〝罪己诏〞的。
散会后，万毅将军走出小礼堂时，亲眼看到这样一幕：彭德怀站在门外，当毛主席走出小礼堂后，他立即迎上去，贴近毛泽东，恳切地说：〝主席，我是你的学生，我说的不对，你可以当面批评教育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毛泽东没有停下脚步，把脸一沉，甩手走开了。（注四十七）七月二十三日听毛泽东讲话回来后，彭德怀和黄克诚都吃不下饭，沉默不语，他们虽然同住一栋房子里，但却避免交谈。（注四十八）在这以后彭德怀再没有到餐厅同大家一起吃过饭。七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张闻天遇到彭德怀，交谈时张说：〝不能讲缺点了，不能批评，批评有危险。我们没有错，毛泽东讲话是压，是扣帽子。〞（注四十九）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李锐听了讲话犹如晴天霹雳，闷头一棍。他们四人沿着山边信步走去，心中沉甸甸的，没有一个人说话。田家英拾起一根烧焦的松枝，在石头上写了一首有名的旧联：〝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注五十）
七月二十三日晚，彭德怀怎么睡不着，直到天亮还在想：我的信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成了意见书呢？为什么能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呢？为什么说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呢？（注五十一）
注解：
[注三十三]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第一一四九页。这里说胡乔木电话时间是〝在此前后〞。而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中明确指出是二十一日早晨。
[注三十四]《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兴起，一九四九-一九六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第三三二页。
[注三十五]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第一一四九-一一五零页。
[注三十六]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八六二-八六三页。
[注三十七]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第一一四八页。
[注三十八]同上。
[注三十九]同上。
[注四十]同上，第一一四九页。
[注四十一]同上。
[注四十二]同上。
[注四十三]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一二九页。
[注四十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七二页。
[注四十五]《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转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下，二零零三年十二月，第九三七页。
[注四十六]吴冷西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转引自《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二零零三年，第九七八页。
[注四十七]李维民：《万毅将军在庐山会议》，载《炎黄春秋》一九九五年第三期。
[注四十八]《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二五二-二五三页。
[注四十九]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第一一五一页。
[注五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一四二-一四三页。
[注五十一]《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二七七页。
（待续）
来源：新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