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约稿，我能说点什么呢?长歌当哭，是痛定之后的事，心绪乱如麻，思路根本缕不出个头绪。高华的身影，他的声音，我一生最喜欢听的声音，从早晨到现在，一直在我脑际徘徊。一个正当壮年，一个史学家最好年龄段的学者，带着他满肚子的学问，满肚子的史料和满肚子的想法，就这样走了。
跟其他史学界同仁相比，大约跟我出道晚有关，我认识高华比较晚。2003年，我们才第一次见面。那是一次我参与组织的我们系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此前，已经看过他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在会上，我们聊得投机极了，以至于会后，我拉他约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席间，在高华的怂恿下，萧功秦先生还用俄语唱了国际歌。此后的来往就比较多了，待得时间最长的，是2005年，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同时聘高华和我去那里教半年的书，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没事的时候，我就去听他的课。跟他交往，唯一遗憾的是他不能喝酒，但是，跟他聊天，每每有醉的感觉。
高华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待人彬彬有礼。香港中文大学雅礼宾馆和中国服务中心的所有人，几乎都认识他，他对见过的每个人都会招呼到。一次，居然看见他掏出一包茶叶，送给中国服务中心的扫地工，说这是专门给她带的。每次到达和离开办公地，他都会跟每个人打招呼。跟他在一起，每到这种时候，我总是感到十分的惭愧。
高华也是一个十分审慎小心的人，说话，做学问都很有分寸感，真正能做到有一分证据就说一分的话。如果跟他不熟，你觉得他是一个严肃到了有点拘谨的人。即使熟了，开玩笑也相当有分寸。上课虽然很幽默，但从不可能让人大笑。不过，我却曾见识过他的另一面，一个开朗，风趣的高华。那是在三年前，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的熊景明女士退休，高华夫妇、秦晖夫妇还有武克刚夫妇以及章诒和女士一起，到昆明去玩，顺便庆祝一下熊景明的荣休。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节目，我和高华来了个合唱，唱什么呢?80年代的广告歌——我们是害虫。笑得大家饭都快喷了(在某些人看来，我们的确真是害虫)。唱完之后，我以为节目就完了，结果，他还有余兴，又来了一首50年代的苏联歌曲——记不大清楚了，好像叫做有个大妈叫瓦里瓦拉。唱完之后，大家一直都在哇哩哇啦。
高华是个富有才华的史学家，用他的才华求富贵一点都不难。但是，他却选择了一条守着贫寒做主流不喜欢学问的道路。这样的路，到处都是荆棘，随时准备挨刺和白眼。一个在国内985大学做了十几年教授的人，房子很小，走廊过道甚至卫生间都被书和资料塞满。即使这样的小房子，他也是得借钱才能买得起。他生病之后，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他不该做这样让人难受的学问，老看那些令人悲伤甚至哀痛的材料，应该改道去做先秦史，那里的事比较阳光一点。但是我知道，这样的选择，是他受良知驱使的结果。很多学者都有良知，但良知跟饭碗比，良知跟荣华富贵比，似乎就会有点不那么重要了，但是高华不，他一直在遵循自己良知的召唤，即使路难走，即使因此得了不治之症，也无怨无悔。
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天，我有幸跟他在一起，他用他对学术的关切告诉我，他不后悔他的选择。
(转自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