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备取生到大学生
在那个小镇，在我备受班主任老师摧残的那所小学，升初中，用的是“推荐制”，即由学校领导、班主任老师、以及学生们（他们必须听命于前二者）推荐决定谁能升入初中。在校长、班主任老师的现场操控下，经过一轮又一轮的“举手表决”，一个又一个学生的名字被写上黑板，全班五十来人，只有我，唯一未被推荐升学，尽管，我的学习成绩，从来就是全班第一。
备取生，即，预备录取生，这个名称，专指未被推荐的备选学生。那个夏天，贴在小镇一处墙壁上的“红榜”里，备取生的栏目下，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我。瞥见那张红底黑字的耻辱告示，我心下做了悲哀的准备：不再上学，不再念书。
然而，一名青年男子拯救了我。这位预定要在新初中班担任班主任老师之一的年轻人，曾经做过我父亲的学生，那时二十出头，刚刚分配到这所小学，担任语文教师。得知我的际遇，他毅然挺身而出，顶着压力，硬把我收为他的学生，也有报答我父亲之意。他跟学校领导争辩说：“一个十二岁的小娃儿，你们不让他念书，要让他干什么？”镇上还有好几个仗义执言的人，与镇领导理论：“你们凭什么不让这么聪明的娃儿念书？”
就在这一年，毛泽东死亡；次年，中国大学恢复招生。学校里突然开始重视学习，我正进入初中二年级，优异的成绩，忽然受到各方热捧。在全班第一、全校第一、全镇第一的荣誉中，我考入县城重点高中，开始向大学冲刺。
十六岁那年，我考入位于长沙的湖南大学。湖南，长沙，恰恰是毛泽东的故乡。那时候，大学录取比例很低，能考上大学的，人数很少，因而被称为“天之骄子”。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回首我所在的小学班和初中班，竟然只有我，当年那个唯一的备取生，考上了大学，成为唯一的大学生。
从受尽冷眼的备取生，成为人人羡慕的大学生，前后仅四年，大落大起，我人生的转折，犹如一场悲喜剧。然而，当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成为“天之骄子”的那一刻，却气得跺脚，暗自堕泪。原来，高中时，我被迫攻读自己毫无兴趣且并不擅长的理科，而没有选择自己爱好且擅长的文科。这与那个时代的风气相关，社会上流传：“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文科班，被讥讽为“瘟科班”。
硬着头皮啃自己并不喜欢的数理化，以至于，我并没有考上中国最好的大学；更糟的是，进入大学后，我的专业，是工程：道路与桥梁设计。四年大学，这个专业，让我备受煎熬。身为时代的“幸运儿”，也是在不情愿的心境中，领受我的哥哥姐姐们望尘莫及的那份“幸运”。
一本书 唤起我的民主意识
自八岁开始读《三国演义》，儿童时代，所有能在中国读到的古典或现代小说，几乎都被我读遍了。在湖南大学，唯一让我暇意的，是能从图书馆借到我从前读不到的书。有一本书，改变了我的一生，触发我民主意识的最早萌芽。书名是《史达林与中央委员会》，犹记得作者名字，阿夫托尔汉诺夫，苏联社会科学院院士。这本记录史达林“大清洗”内幕的书，让我震惊。
当我把史达林“大清洗”的真相告诉一些同学时，他们的反应却是：“你又不曾生活在苏联，你又不曾亲身经历，你又不曾亲眼看见，你怎么知道那是真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没错，我们的眼睛，只能看见眼前的事物；我们的耳朵，只能听见周边的声响；我们的手，只能触及近旁的东西。但是，我们有心灵，心灵比眼睛看得更远，比耳朵听得更多，比手触及得更深。”直到多年之后，当时那些摇头不解的同学，才理解和赞同了我的那番话。
了解到史达林的“大清洗”，进而联想到，毛泽东的文革，也是同样的“大清洗”，都是独裁者的暴行。阴谋与暴行，之所以得逞，源于极权制度之恶。非得有民主制度，公众监督，才能避免这等人间惨祸。民主意识的萌生，伴生政治上的觉醒。那年我十八岁。
其实，我对政治的兴趣，仿佛与生俱来，也来自于从不间断的阅读与思索。小学时，班主任指责我的“过错”之一，就是喜欢看《参考消息》，那是一份只有共产党的干部才能订阅的内参型报纸，常转载一般报纸所不能刊登的外国政治新闻或历史钩沉。
当我进入上海的时候，思想已经变得远比同龄人成熟而深刻。二十岁那年，我考入位于上海的同济大学，攻读研究生。终于挣脱了我深恶痛绝的工程专业，转入管理专业，心绪顿时放松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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